备孕时喝苏打水有什么好处？

因此在宪法之下的民法，常常只是具体化宪法命定的社会经济模式，如果自外于此，宪法本身便成为解法典化的主要动力。

第12项涉及集体所有的耕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四、试点期限及报告义务的合理分布 《立法法》第13条将试点时间限于一定期限内，与此相关的是被授权主体的报告义务，即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

由于司法被认为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应当提升此项内容的重要性。第10项：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功能。从程序上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是地方改革试点的审议、批准和监督机关，而非实施者。[17]显然，基于第二方面的考虑会扩大试点的地域范围，从而与第一方面考虑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的缓解取决于在具体授权决定中的微妙衡量。第13项决定规定第3项决定按照新的试点办法继续试行，但没有像第11项决定那样给试点规定一个最终日期，而是规定为试点期限为二年，自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

第15项：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拓展公务员职级晋升通道，进一步调动广大公务员的积极性。对授权试点的内容进行实质性考察，有助于运用比例原则来衡量各个授权决定的内容的重要性。《合同法》似乎只是民法典先期到位的一个分编，类似国民政府时代的分期立法，果然到了2002年全国人大就作了10年完成民法典的宣示。

早期知识产权法的学者还对入典有相当憧憬，整理出近百条的通则规定，近年则多倾向于继续以特别法的方式存在，但要不要另订微型的法典，则仍有争议。2005年由王利明领衔提出的八编建议稿：总则、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总、合同、侵权，共2057条。换言之，基于整体社会秩序的考虑，人民只能在可合理期待的时间内得到尊重——包括当事人作合理计算的期限、合理注意的期限、合理行使权利的期限、合理独占的期限等。但如果进一步了解民法在立法技术上的特性，以及立法者必须保有的合理立法裁量，包括同样可达宪法目的在立法模式上的选择自由，恐怕就不会立刻下结论，说非在第1条开宗明义地连结民法背后的宪法意旨不可，甚至不惜陷入放眼各国民法典，几乎只此一家的窘境——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民法不能自外于宪法？ 笔者过去已经多次提到德国民法典草案公布时的一场论争，以有机体理论享誉的奥托·冯·基尔克（Ottovon Gierke)直指德国民法典代表曼彻斯特式的个人主义和一面倒的资本主义倾向，且具有与共同体为敌、推向让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根本就是反社会的方向，身为主要起草者之一的戈特利布·普朗克(Gottlieb Planck)法官，面对已经高度工业化、城市化，也已经开始推动社会政策的德国，没有以自由主义的政经理念去回复这样的批评，坚持民法在整体法制的独立性，反而从民法典的立法技术观点去强调为什么民法典要维持意识形态的中立： 特殊利益的社会化处理只能留给中央或地方的特别法去作，换言之，如果正确理解宪法的操作，应该会知道民法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诫命，在选择了普通一特别立法模式时，只能从整体民事法制来看，比如有没有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土地管理法规去落实农民利益的保护、劳工法规去落实劳工利益的保护，而不必强求规范民事基础关系，也就是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才适用的民法典，也要承担这些功能，以致在民法的找法、用法、立法等方面都变得更为复杂。

这里都提到习惯了，却不提没有习惯时可否造法，好像有意排除由法官来补充漏洞，其背后如果不是类似拿破仑法典先贤不信任法官的想法，就是刻意从法典为一无漏洞的封闭体系出发。法教义学还无法找到适当的公因式时，即宁可从缺，德国民法总则提取了法律行为，却提不出事实行为，就是一个例子。

但反过来，一旦民法典决定克服技术上的困难设置总则，就更明确宣示了民法典除了抽象建构基础民事关系外，一次完善其体系的决心，否则毫无意义。另有关于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的专章（第5、8章），不同于德国民法总则的权利行使与正当防卫。又法人因为创设私法人格，难免要用到比较多的技术性规定而使总则在重要性的比例上显得失衡。但即使确定走这条路，商行为要入典到何种程度，又可有多种不同的安排，订不订债编会更具关键性。

但在这样管制与自治各行其是的混合体制下，规范基础民事关系的民法典仍有其明确的功能定位，还不需要作太大的调整。这些规定是否真属提取公因式，从而与其他各编能否更有机的组合，当然不是全无再斟酌的余地。对于具有定石作用的总则，该给予何种评价，还是应该要回到法典化的必要性，也就是从民法典兴衰起伏的整体经验出发，看看法典化究竟还是不是一种普适的路径。法律行为重启物权变动争议 德国民法发展出来的法律行为概念，统摄所有源于自由意志的私法行为，可说是逻辑归纳的精致产物，对于身份行为也许不太能提供许多重要的补充规范，但对于财产行为却开创了很大的交易空间。

则后面又有债和物的分编，不论政策上采无因或有因，但至少以负担为法效意思的负担行为不能发生处分的效力。另外，笔者曾经整理12项体系规则可提供进一步检视的小指标，包括形式方面的积木规则、蜂窝规则、星系规则、串联规则、序列规则、标兵规则和实体方面的中立规则、人性规则、效率规则、文化规则、木马规则、鬼牌规则，其详不再赘述。

但规范民事关系、追求对等正义的民法不像刑法，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不能预设民法典的体系已无漏洞，司法者依宪法既有给付审判的义务，如果确认民法有漏洞，又没有习惯可供引用，则再不被信任，也只能找出填补漏洞的方法作成裁判。比如2003年由梁慧星主持提出的七编建议稿：总则、物权、债总、合同、侵权、亲属、继承，共1924条。

或债法分则，如德国，这将是第一次把其中一种的法定之债单独成编，如果原因只在于条文的数量，小括号自动就变成中括号，当然不利于体系的运作，但和其他法定之债一块儿处理，又会回到争议已久、要不要制订债编的老问题。一般而言，找法者可从普通法的民法典对系争法律关系作初步定位，再进一步探究是否涉及特别法，乃至特别法的特别法，常常还会在其他要件特别法未规定时，又层层回到普通法去找，比起民法典内也置入不少特别管制规定，以至于无法用普通一特别关系去作何者优先的判断，还要加上后法一前法等其他规则来作判断，争议可以少很多。正因为2005年物权法的立法即以受到违宪质疑而停顿，最后硬是推迟了一年才完成，总则起草时也引发了不小的宪法争议，会不会再度造成推迟，一度让人捏把冷汗。回顾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同于休克疗法之处正在于其极为务实的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正确地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私法人，公法人并不需要取得私法人的身份才能从事私法交易，如前所述，当第2条宣示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时，应该已为具有公法人身份者，在不行使公权力的情形下因与自然人或私法人为平等主体而保留了适用民法的空间。不同之处是继受了《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第1章），舍弃了客体之一的物，留到物权去规定，以及有关担保提供的专章。

但就在否定民法典的理论达到高峰之际，我们又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看到一些反向的发展，几个重要的新民法典在荷兰、俄罗斯等国完成制定，进入21世纪以后，更陆续在各地涌现新的民法典。不过台湾地区法在习惯之后也只多了三个字：依法理，不像瑞士法明确要求法官参酌学说和实务，但什么是法理，除了学说可否涵盖法院稳定的实务见解，一如在法国法上常用的jurisprudence constante，当然还有解释的空间。

法人分类显示体系思维不足 总则用了最多条文处理主体的问题，比较特别而且引起较多讨论的是法人，不同于多数民法典有关主体（含法律行为、权义、责任）的规定，从其为意思表示及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方式的本质差异切入，浑为一体的自然人是实存的人格，这些都不难理解及确认。这个私法原则的内涵，显然还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更仔细的琢磨。

法国和意大利则为贯彻意思主义而舍弃物权行为并把法律行为一并作小，连带地也舍弃了总则的冠顶。这些见解主要针对的是部分民法学者过度强调民法源于历史的独立性，认为其规范内涵的自发、宽泛与多元，不应受限于后发的宪法。

分编的问题当然不止于此，大陆学者对于同属私法的民商法间的暧昧关系，说合实分，说分又经常回到民法找规范，多主张制订民法典时已不能再予回避，有学者比较整理过去二十五年24部新民法典的法典化策略，按商行为和商组织由民法典或商法（特别法或商法典）规定共分成四类：大合一小合一小分立大分立，发现明显的主流趋势是整合度第二高的小合一(指仅商合同规定于民法典，商组织仍留特别法规定，共18部民法典可归类于此）。简言之，潘德克吞模式的民法典期待的总则，就是要把私法自治这个不变的总原则建立起基本的框架。还好这段看起来只是立法前夕的插曲，并没有普遍展开，后来也在无争议中通过第1条，其内容还合并了原来放在民事权利章的一个条文：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每个法都尽可能完整处理相关的问题，由不同机关负责执行。

大陆现在的情况是《民法通则》虽把民事法律行为规定在前，合同反而放在后面民事权利的债权内，但后发的《合同法》早已羽翼丰满，可完全无需操烦《民法通则》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去自主运作，一旦又增设以法律行为为其灵魂的总则（连同代理共44条），总则和《合同法》的矛盾就完全无法回避了。特别把这样的公法人规定于民法总则的法人章，好像要在公法人的人格外创造另一个私法人的人格，恐怕是治丝益棼。

私法自治贯穿民事基础关系 尽管未来如何分编，现在还很有想象的空间，而分编未确定前，如何提取公因式组成总则，逻辑上好像真的有本末倒置的问题，国民政府时期分段制订民法典，虽也是先订总则，但坦白说当时基本上就是整套继受，既已决定以德国民法典为师，龙身的粗模已定，眼睛先点后点便不是那么要紧，二者尚不能并论。整体而言，一百多年前德国民法总则呈现的就是私法自治这三维，甫通过的总则结构上其实相去不远，权利义务和法律行为的主体是一个重点（第2、3、4章），民事法律行为（第6章）加上相关的代理（第7章），条文数虽少于前者，仍应该算是主轴，还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第9章）及技术性的期间计算（第10章）、附则（第11章）。

其他西欧国家的民法学实际上也很难抗拒这样的概念建构，但为免影响债权契约可生物权变动的既有制度（意思主义），意大利就把法律行为放在债编契约总论之始算是简单交代，法国在2016年大幅重构了债编的体系，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未采五十年前一度要走的方向——把法律行为放在实质上财产法总则的地位（第4卷第1编），先于契约法而可适用于契约——而是回到契约法为中心的传统，只在后面准用其规定于其他法律行为。因此，如果肯定民法典仍然保有的优势，其实就在于较高的体系效益。

《民法通则》先为初期的市场经济提供残补式的规范指引，等到政策方向确定将全面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时，20世纪末出台的《合同法》在法制定位上已和古典民法典契约法的普通法定位一致，取代了经济合同法等部门性的契约法。然而三十年前制定一共才156条的通则时并未预设后面还有一个个具体化的分编，其功能更类似1975年出台的《东德民法典》（共480条），是小法典而非总则，因此像基本原则的规定，以当时整体民事规范的简陋与市场经济所处边缘地位而言，不能说没有宣示引导的意义，后来民法通则的很多规定都被合同法、物权法等更细致的规定所取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规范也见于其他法规，现在要不要放进总则即应视这些规定是否真属提取公因式，从而与其他各编能否更有机地组合，并非当然都要保留，总则的立法者其实大可不必有遗漏通则规定的罢碍，因为就功能而言，通则本来就不那么总则。一部好的法典，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于民法典这样几度浮沉，从解法典又转向再法典化的转变，已有多场国际研讨会从不同观点加以分析、解释和评价，大体的共识是：民法典的形式与功能确已大幅改变，但至少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既是国家治理达到一定境界的象征，也是有利于继续自我改善的开始。

如果肯定，又要问民法典在诸多功能都已不复重要后，久经社会变迁锤炼而仍为新世纪所需的，是否即在其高度体系效益（以下第一、二节）？ 同属大前提而必须考虑的是大陆环境的特殊性，现阶段推动民法典有何特别的意义，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陆，其社会发展是否也到了必须从比较长程的观点建立一套足以反映基础民事关系法制的时候（第三节）？ 笔者基本上对以上问题都抱持肯定看法，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对大陆制订总则的立法政策敬表赞同（第四节），并相信未来几年分编的重订整合会是此番法典化面临的真正硬战（第五节），对总则的内容，也提出几点简单的看法（第六至十节），受限于阅读的文献和时间不足，谬误或者不到之处难免，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反倒是在撒切尔—里根掀起解除管制的体制改革后，欧美国家重新发展出新一代的混合体制，某种让管制与自治相互工具化、你侬我侬的再管制（管制与自治同时扩张）时'仅仅善于承受管制的这种民法典，包括系统化程度最高的德国模式往往都显得底气不足。

2004年由徐国栋主编的绿色民法典——依编、分编、题、章、节、目的体例，各分编自起条次，共得序编、人身关系法（自然人、法人、婚姻家庭、继承）、财产关系法（物权、知识产权、债总、债分）、附编及尾题，共5333条，有高度创新性。不过进一步思考，总则内含的体系思维，对于分编的走向无论如何仍有其定锚作用一各分编应尽可能在规范抽象度上达到仅次于总则的程度，且相互间应呈现某种有机的组合，而且总则所要总的规则尽管提取自下层各分编的规范，从而难免因为分编内容或组合方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再就是法律专业的教育，如果基础的教育终究只能传承钓鱼的技巧，而非直接授予几大桶鱼，则其重心必然就是体系的基本思维。另提到民法原有规定的强化，如时效取得、专利强制授权、放宽死亡标准、监护浪费人、共有物及遗产分割等，牵涉面甚广，于环境的关系也未必很大。